其中，个别规范在横向保留和纵向保留中通用，规定权力配置的具体情形。

区别主要在接近末尾的那点，旧版本是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新版本是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把脱离改为相异化，或许更合恩格斯的原意。童先生的意见是这些剩余产品的一部分通过上税的形式由政治组织(即国家)占有，这才形成权力。

并推送我新的马恩选集电子版本。这里有点真理的曙光啦。我们认为权力的内在规定性是因商品交换出现而产生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们作为私有者的彼此对立，使人类社会不时陷于恶的对立中，这种恶的对立危害人类甚至可能毁灭社会，因而需要一种力量来防止、惩戒、消除这种恶的对立。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所以，严格地说，权力并不是公共利益，它只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而且它必须在遵循公共利益规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

更让人挠头的是童先生的权力识别实质标准：权力是公共利益、进而公共机关财产的法律表现，它们三者之间可相互转化和还原。权力是不能自动生成公共利益的，权力要实现公共利益，还必须遵循公共利益的内在规定和规律，否则公共利益非但不能实现，还可能遭到损害。然而，同样属于民事制度的婚姻家庭制度、侵权责任制度则与市场交易并不直接相关，虽然中央立法机关可以规定有关事宜，但并没有必要将它们纳入中央立法保留的范围。

但其中也有少量条款具有法律保留的性质，如第34条中的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第55条第2款中的依照法律服兵役等。其中，法治国原则主张国家内部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应由法律来调整，因为法律具有一般性、可预见性、可度量性等，可使权力受到较好的控制。不过，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的讨论重点强调的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无权制定与犯罪和刑罚有关的规则，极少涉及地方立法的制定权，通常只是顺带指出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一样，不应规定刑事责任。在纵向维度，涉基本权利事项需要法律保留的原因在于它背后的社会主义政治要求。

首先，法制统一中的政治统一维度在我国呈现出较大的独特性。以我国为例，如自然资源的权属制度等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事项需要由法律严格保留。

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在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结构需要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故而中央和地方所有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权力之间的纵向与横向关系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统一掌握，均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严格的保留和不严格的保留模式不仅是经验层面的现象，它们背后事实上也蕴含了不同的规范取向，体现了有差异的纵向法律保留理论。不同于机构和编制，职权具有对外部相对人的影响，并且职权配置也涉及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此类规范有接受立法机关保留的必要。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美国法院对州际贸易概念作宽泛理解本质上是为了给予联邦更大的权限。准确地说，法律保留是一种权力配置模式，而非权力分配模式。例如，《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行政违法行为立法纲要》（1980年）第12条第2款规定：本条第三至六项所列的行政处罚，只能由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文件规定，而行政拘留，只能由苏联的立法文件规定。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而在单一制的法律保留中，中央立法机关可以直接决定。例如，根据《宪法》第13条第2款，国家是否只能按照法律规定来保护私有财产和继承权？针对该问题，回答在原则上是肯定的。

例如，国内贸易制度在《宪法》和《立法法》中并未列举，但基于市场统一的考虑，应当由法律保留。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采用法律保留的模式而非分权模式进行央地立法权的配置。

另有观点指出：如果某种问题具有全国性（如性骚扰、青少年保护），且行为人可能越境移动，则通过地方条例课处刑罚，便有违宪之虞……若某一问题具有全国性且行为人并不跨境移动，通过条例而非法律规定刑罚便不成问题。而我国的法律直接保留这些内容，可以对公民施加更高程度的保护。与之相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下的资源分配，具体负责实施的国家机构应当有能力进行统一协调。但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将税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配给地方，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提供满足本辖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民主原则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故而民主正当性越强的机关就越有作出重大决定的权能。苏联作为联邦制国家却通过联盟法律完全垄断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设定权，这与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模式十分类似，而与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明显不同。

《立法法》第12条仅允许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部分法律保留事项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而未规定可将这些事项授权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横向保留中被重点防范的行政权力在运作模式上不体现法治国原则和民主原则，因此其行为需要接受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

其中，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主要目标，而中央统一领导是实现该目标的保障手段。而《立法法》所规定的需要法律保留的重要制度除了基本经济制度外，还包括众多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如民事基本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等。

由此可见，日本理论界直接将横向法律保留所适用的理由套用于纵向保留，并得出了纵向保留不需要严格贯彻的结论。不过，创设权利的规范可以授权其下位规范剥夺该权利，如宪法可以授权由法律来规定基本权利的限制。

而从域外实践看，不仅许多联邦制国家拥有州层面的刑事立法，部分单一制国家的地方立法机关亦可设定刑罚。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而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等即起到了预先试验的作用，为未来全国性立法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规范角度的分析可与相关经验研究相呼应，为明确我国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关系提供学理支持。

事实上，经济特区以外的地方亦可在必要时有限度地获得中央立法机关在涉及市场交易、流通事务方面的概括授权。我国近些年所出现的乱罚款、乱摊派现象也揭示出赋予地方独立财税权力的风险。

在宪法直接要求组织性事项由法律保留的前提下，法律也不应概括性授权地方立法机关设立开发区管理机构。我国严格的纵向法律保留制度模式体现了一种较高程度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

当然，各国对市场统一的范围可能存在不同理解，如美国联邦宪法上规定的州际贸易行为在实践中被认为既包括交易行为，也包括生产行为。其一，罪刑法定原则在理论上必然禁止地方性法规规定犯罪与刑罚问题吗？我国《立法法》《刑法》都将犯罪与刑罚的规定权限制于法律，这在实践中表现为由《刑法》作统一规定。

该理念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法律保留理论建构中均有体现。以行政组织为例，虽然地方政府组成部门的设置权被保留于行政系统内部，但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机构设置方案需要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以行政组织为例，上级人民政府和下级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需要由法律规定，其他形式的法源文件不能创设新的地方政府，或者创设在实质意义上行使地方政府权力的机构。如《地方自治法》第14条第3款规定：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在制定条例时可规定对违反条例者处以2年以下徒刑或监禁、100万日元以下的科料、拘留、没收或处以5万日元以下的过料。

根据政治学的既有研究，在一个存在具有文化、民族差异的国家，如果政治和经济分权程度过大，那么地方政治家就很可能选择分裂主义政策，结果将导致中央财政恶化……如果中央不够强大，无法有效地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执行财政纪律，则地方政府很可能发生搭便车和过度放牧行为。当然，概括和具体本身很难有十分明确的界分，在本文中，所有未具体到个别制度的授权均被认为是概括授权。

由此可知，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权利不仅可以解释横向法律保留，同时也可以作为纵向法律保留的基础。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如果税收立法不是主要由中央规定，那么这就意味着地方可以决定征收部分地方化的税款并将之用于地方。在这一原理下，我们可以继续推导出对司法制度进行法律保留的必要性，因为诉讼和仲裁程序对于基本权利的实现也是重要的。